1941年，春，驻扎在宝应县城的鬼子们，频频出来“扫荡”，三天两头往乡下跑，见东西就抢，见房子就烧，最可恨的是到处找“花姑娘”。

十里八乡的妇女们一听见到动静，就跟惊了窝的麻雀似的，四散躲藏。有的钻进灶台后面的柴草堆，有的藏到地窖里头，胆子小的，干脆连夜躲到邻村亲戚家去。

那天上午，日头刚爬到树梢高，黄塍乡同兴村村口放羊的老刘头跌跌撞撞地跑回来，脸白得像纸：“大家赶快躲！鬼子来了！”

这一声如同跌入油锅的水珠，整个庄子顿时炸了锅，乱成了一团。

徐大嫂正在灶前烧火，听见外面的喊声，手一抖，锅铲当即掉在地上。她男人徐大根一把拉起她，急声催促：“快走！走后门！”

徐大嫂来不及多想，跟着男人往后门跑。可刚跑出院子，就看见一队鬼子已经进了庄口，正挨家挨户踹门。

徐大根急得直跺脚：“往北跑！北河边有芦苇荡！”

两口子一前一后，沿着田埂拼命往北跑。田里的麦苗刚返青，踩上去一脚一个坑。徐大嫂裹着小脚，跑不快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裤腿全湿了。徐大根回头看她，想拉她一把，可不远处的鬼子并已经追了上来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”那鬼子兵在后头大声叫喊。

徐大根见状急眼了，他知道鬼子抓妇女是想干什么勾当。他将心一横，哑着嗓音冲徐大嫂喊：“你快跑！我挡他一挡！”说完，他捡起地上一根扁担，转身朝着鬼子迎上去。

可奈何那鬼子手里有枪，不等徐大根靠近，对方便一枪托就把他给砸翻在地。徐大根抱着脑袋滚到田沟里，等他晕乎乎地爬起来再看之时，那鬼子兵已经追着徐大嫂往北边去了，想要追过去，又是一阵晕眩，脚一软再次倒了下去。

徐大嫂拼了命地跑，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
北河就在前头，河水泛着白光，岸边的芦苇荡不住地随风摇曳着。跑啊跑，等徐大嫂跑到河边之后，她可立即傻了眼——先前此处的渡船，此时却没了踪影，宽阔的河面之上，水流湍急，根本不可能横渡过去。

此刻的她，再也没路可逃了，而身后那鬼子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还有那种叫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怪笑声阵阵传来。

徐大嫂猛转过身，看见一个鬼子兵正端着枪，一步一步地朝她逼过来。那鬼子个子不高，留着一撮小胡子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脸上挂着叫人恶心的笑。

“花姑娘，大大的好……”鬼子一边说，一边把枪往地上一搁，腾出手来解自己的衣扣。

徐大嫂靠着河边一棵柳树，浑身发抖。她看着鬼子解扣子，看着鬼子把枪放在脚边，看着鬼子那张丑恶的脸越来越近。

恐惧、愤怒、屈辱，一下子全涌上来，一团火在烧堵在胸口，灼热地让自己快要爆炸了。

徐大嫂心里想：我不能就这么叫这家伙给糟蹋了。

就算是死，我也得拉个垫背的。

徐大嫂眼睛死死盯着地上那支枪，那枪头上的刺刀，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，冷冰冰的光。

此时，一旁的鬼子已经解开了上衣扣子，露出里头汗津津的胸膛。对方往前迈了一步，伸手就要抓徐大嫂的衣领。

下一刻。

徐大嫂一咬牙，猛地一弯腰，双手抓起地上的枪杆，使出全身力气一拽，把枪给抢了过来。那鬼子猛一愣神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徐大嫂已经把枪掉了个个儿，刺刀对准了鬼子的胸口。

“啊——”徐大嫂闭着眼睛，喊了声，跟着把刺刀狠狠地捅了过去。

她听见一声闷响，像捅穿了一层厚布，紧接着便是对面鬼子兵的一声惨叫，“哇——”那声音又尖又短，像是只被掐住脖子的鸡。

徐大嫂睁开眼，看见对面的鬼子兵瞪大了眼睛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两手抓着刺刀杆，想拔出来，可手上一点力气却渐渐没有了。那血从他的胸口涌出来，顺着刺刀不住地往下淌，大片的殷红滴在河边的沙土地上。

鬼子兵晃了两晃，随即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，抽了几下，就不动了。

徐大嫂站在那儿，浑身直哆嗦，手里还攥着枪。她低头看着地上的鬼子，看着那摊血慢慢洇开，心里头一阵翻腾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她使劲喘了几口气，把枪一扔，转身就往芦苇荡里钻。

芦苇秆子划破了徐大嫂的手和脸，她一直往里走，走到最深处，蹲下来，把自己藏在一片绿汪汪的芦苇丛里。

风吹过芦苇，哗啦哗啦响，她的心跳也像那声音一样，又急又乱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天渐渐黑下来。芦苇荡里暗得很，蚊子嗡嗡叫，咬得她满手是包。她听见外头有人在轻喊她的名字，那是徐大根的声音。

“大根！我在这儿！”徐大嫂从芦苇丛里爬出来，浑身湿透了。

两口子见了面，徐大根看见她手上的血，吓了一跳。徐大嫂把事情一说，徐大根脸都白了：“杀了鬼子？这可了不得！天亮了他们肯定要报复！”

“那咋办？”徐大嫂问。

“趁黑把他给埋了！”徐大根看了看四周，咬了咬牙，“把尸首埋了，把枪扔了，谁也查不出来。”

两个人摸黑又回到北河边。

此时，月亮还没上来，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徐大根夫妇摸黑找到了那鬼子兵的尸体，此时，这尸身已经冰凉了。俩人拖着尸首，在河滩上找了个低洼处，用硬树枝挖了个坑。土很硬，俩人挖了半天，手脚并用，手上都磨出了血泡。

徐大嫂帮着搬石头、填土，两个人一声不吭，只听见挖土的声音和彼此的喘气声。

埋完了尸体，徐大根又拿起那支枪，找了块石头绑在枪上，随后使劲甩到河中央。

扑通一声，水花溅起来，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

两口子回到家时，天都快亮了。徐大嫂坐在灶台前，烧了一锅水，把手上的血洗干净。徐大根蹲在门口抽烟，一口接一口，不说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果然来人了。

来的不是鬼子，是伪军，五六个，穿着黑衣服，歪戴着帽子，在庄口咋咋呼呼：“昨天有没有看见一个皇军？有人看见往你们这边来了！”

庄上的人都说没看见。伪军在庄上转了一圈，挨家挨户搜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搜着。有个伪军走到北河边，看了看河滩上的脚印，可昨天夜里下了露水，脚印早花了。他蹲下来看了看，又站起来，骂了一句，摇了摇头便走了。

当天，伪军们在庄上闹腾了大半天，最后什么也没查出，只得灰溜溜地走了。

鬼子那边后来也来查过两次，可尸首找不到，枪也找不到，这事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徐大嫂后来跟人说起这事，总是摆摆手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那时候也是逼急了，谁还顾得上怕不怕。”

庄上的人都知道她的脾气，从不跟人红脸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能在那种时候做出那样的胆量来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徐大嫂还是照样下地干活，照样喂鸡养鸭。她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可在庄上人的心里，这个裹着小脚、说话慢悠悠的女人，是个真正的英雄。

一九六〇年冬天，徐大嫂病故，活了五十六岁。

她走的时候，庄上好多人都来送她。有人说，那年春天的事，够说一辈子的。也有人说，那时候的中国妇女，看着柔弱，骨子里头硬着呢。

北河的水还在流，芦苇一年年地青，一年年地黄。可当年的那些故事，徐家庄的人从来都没忘。